捐款少并不说明中国人缺德

　　11月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慈善蓝皮书》指出：2009年我国社会捐赠量达332亿元，增长3.5%......中国与美国、英国、巴西、印度相比，慈善捐赠规模最少，所占GDP比例最低。媒体报道：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展示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均捐款为25元”，“房企捐款最积极”；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巡视员姚显会表示，“慈善事业还没有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

　　先需指出，即便在民政部这一个部门内部，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评估，意见并不相同。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王素英曾有这样的高调评价：从少数人的阳春白雪走向了社会大众广泛认同和追求的价值取向；从单纯的自我满足上升到社会责任与社会公平；从简单的捐款捐物发展到从物质、精神、心理、发展、志愿服务等多方面的支持；从项目的自发性、随意性和零散性过渡到慈善机构的专业运作和政府、社会的广泛监督。中国慈善事业开始具有了更多的现代理想、现代方式和现代标准。

　　“慈善事业还没有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对；而“房产商格外慈善”，这不对。房产商捐的多是事实，但我又说他们不是特别慈善的一伙人——因为，房产商的捐赠和他们的慈善心与社会责任，没有明显的关联。

　　《蓝皮书》说，房产行业排在前列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房产业富豪集中；二是因公众对高房价存普遍质疑，需要通过捐赠行为缓解消费者的负面情绪，以期建立较好的口碑。这里漏了一个主要原因：房产商的捐赠和相随的大张旗鼓的宣传举动，是他们营销房产和拓展其他暴利项目、博取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被抓捕过的“黑老大”房产商，多次有过印证此说的交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少。

　　房产商的捐赠数额不能说明他们的“人文含量”，全中国的捐赠规模也无法说明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处在何种状况。

　　——出于营销目的捐助活动有很多。其间还伴随着被捐助人可怜兮兮地抛头露面，伴随着媒体和网络水军的大肆鼓吹。

　　——钱权交易式的“慈善捐款”比较流行。按规定，政府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才可以接受捐款，但一些企业却乐于在平时“没事”的时候主动给政府部门捐钱捐物，而政府拿到可任意处置的财后，则回报以优惠政策或别的好处，企业家凭仗捐助获得以具体“官衔”或称号体现的政治地位。

　　——另有部分财主担心捐赠活动会带来财物信息泄露，担心露富带来安全隐患。

　　——我们有举世罕见的“被慈善”和“被捐款”。政府为制造政绩、传播正面新闻而下达“捐款指标”，以运动形式收敛捐款，在有些地方，人称“苛捐猛于虎”。

　　——民众捐赠直接进入政府腰包，变成政府的 “额外税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曾有为期半年的调研，指出：汶川地震之后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

　　——政府使用捐款不透明，截留滥用捐款的事件绝非少见。权力极度缺乏公信力，同时又对民间慈善组织不放心，缺乏公信力的权力，特别警惕民间公益组织树立公信力，公众想捐助却找不到合适的中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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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国人和外国比捐助规模确实少，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和权力现有公信力匹配比较，已经够多了。在许多中国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保不住房产和老无所养的情况下，谁也不该指望普通中国人的慈善热情大涨。

　　中国不乏慈善传统，历史上，达人回报乡里、行善济困被视为天经地义，在“境外”许多地方，当代华人也是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的人群。大陆目前慈善捐款少、民众热情低，和文化、道德没有关系。我们捐款少，不说明我们素质低，而国外捐的多，是由于民主与市场机制造就强大的民间社会，接管了“行善的权力”，再造了“行善的力量”，并非是“国民素质高”的缘故。

　　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慈善的体制，一个爱国民的体制，一个因道德行为受到制约而具备起码道德的体制——它不仅是慈善事业体制。